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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问一个问题,历史上中国都城的变迁,背后的逻辑到底是啥?从长安到洛阳,从南京到北京,为什么会走出了这么个路线图?尤其是最后明清两代定都北京。现在我们已经很习惯北京是首都了,但是细想一下,这个位置做首都其实是有问题的。

首先,北京是在哪儿?那可是在长城边上,长城是中原和草原的分界线,北京可就是边塞。你看,在明朝的时候,只要长城一被突破,北京城就有被包围的危险。为什么一个大国要把都城放在这么危险的位置?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再来算经济账,也不划算。明清时期,中国的经济中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。要么是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,要么是“湖广熟,天下足”,都在南方。要把南方的粮食调运到北京,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,明清两代,运河的漕运非常重要,甚至为此还设立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职位,就是“漕运总督”。

也就是说,帝国首都远在千里之外,拿着一根吸管,就是运河,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吸取资源。那它为什么不干脆省点事,干脆定都在南京呢?距离资源中心近一点。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元朝定都北京,这个好理解,离蒙古人的老家近嘛。但是明清两代皇帝沿用了这个位置,就要问一个“为什么”了。

《枢纽》这本书里说,要回答这个问题,就不能光看北京,必须从更大格局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历史的演变。什么是大格局?

你看,一个国家的首都,一般都处在这个国家的重心位置。这个重心,不是说地图那个几何图形的重心啊,而是这个国家的资源、人口、利益版图的重心。比如,英国有庞大的海外利益,所以伦敦就处在国家版图的边缘,因为是出海口嘛。而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,那巴黎就不在出海口。而且法国北部经济比较发达,所以巴黎就在中线靠北的地方。

按照这个原理,再来看中国。选择定都在哪里,实际上折射了那个时代国家重心的变化,这就是大格局。

好,带着这个视角,我们来看一下,中国都城位置的演化。

周、秦、汉、唐时代,中国的都城不是在长安就是在洛阳。以前,我们看长安和洛阳,总是从地理的角度去分析。比如,评价长安,我们总是说它位于关中,四面环山,易守难攻,在军事上很有优势。而洛阳呢,则是位于黄河下游,不仅水力资源丰富,而且四周土地平坦广阔,在经济上十分有优势。

这两座城市,一东一西,一个军事,一个经济。定都选长安还是选洛阳,好像就看当时的政府看重什么?重军事,就在长安,重经济,就在洛阳,从周代到唐代,一直是这么交替博弈的。这么解释当然很有道理,但这只是第一层逻辑。

再往深看一步,定都长安还是洛阳,还要看当时的主要政治矛盾。

一个政权建立,总是要靠军功集团的,就是围绕在开国君主身边的那些老将和他们的家族。打天下嘛,为了激励斗志,总是各种封官许愿,所以军功集团总会在王朝初期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。最典型的,就是隋唐的关陇贵族。这帮人的势力一般都在关中,也就是长安附近。所以,周、秦、汉、唐一开始都会定都在长安。

但是王朝到了中期,经济问题就比军事问题要重要了。东边的经济中心地位就凸显了,所以,都城就会往洛阳迁移。比如说,西汉到东汉,就体现了这一趋势。

更深刻的一个原因是,一旦皇权巩固了,皇帝就不愿意处在军功集团的包围之下了。他要选拔民间的人才,便于控制嘛。那民间人才在哪里?一般都在东边。东边的中原才是经济中心,富家大户的子弟是官员的预备队嘛。

最典型的就是隋炀帝和武则天。他们当了皇帝之后,就立即放弃了关中本位,迁都洛阳,而且要发展科举。你看,把迁都洛阳和发展科举连到一起看,它的意义就明显了,就是要摆脱关陇贵族,培养自己的人才班底嘛。

所以你看,一直到唐代,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矛盾,都是东西矛盾。所以,都城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移动。

但是这个情况到了宋代的时候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

因为印刷术的普及,平民子弟很容易就能读书了,知识大传播开始了。皇帝在民间选拔官员的可能性大增,军功集团对于皇权的制约作用就小了。宋、明、清三代都是文官政府,大多数大臣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。武将是很难进入中央决策系统的,政权和军功集团的矛盾就没有了。

还有一点,豪族社会也结束了,中国进入了《枢纽》这本书讲的“古代平民社会”的状态。

所以,王朝就可以放心地定都中原,甚至放弃了洛阳,跑到距离大运河更近的开封。这个定都位置的演化,其实是主要政治矛盾演化的结果。

但是明清两朝,中国的重心又发生了迁移。或者更准确地说,中国的格局变得更大了。这个时候,中国已经从中原为主的王朝,演化成了一个多元文明体系,我们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体系。

按照施展《枢纽》这本书的描述,到清代时候的中国,疆土的每个部分,都在扮演这个体系中的某个不可替代的角色。西藏雪域高原出产的藏传佛教,影响力不仅在西藏,而且用精神控制了蒙古。

为啥要控制蒙古呢?蒙古草原的军事力量,是朝廷控制中原的支柱。而中原和南方为整个帝国体系提供财政资源。而新疆是帝国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。几个地域环环相扣,互为支撑,构成了一个文明体系。

这个时候选择都城,你说选择在哪儿?当然就是北京。

北京距离满洲的龙兴之地东北很近。距离草原也很近,清代的皇帝可以在距离北京不远的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的王爷们。西藏来的活佛喇嘛经常住在五台山,进北京见皇帝也很容易。因为有运河嘛,江南的资源也方便调运到北京。

所以,北京的位置就变了,站在中原的角度看,北京是边塞,但是站在这个大的体系来看,北京恰恰是枢纽。那当然应该定都北京。

先问一个问题,历史上中国都城的变迁,背后的逻辑到底是啥?从长安到洛阳,从南京到北京,为什么会走出了这么个路线图?尤其是最后明清两代定都北京。现在我们已经很习惯北京是首都了,但是细想一下,这个位置做首都其实是有问题的。

首先,北京是在哪儿?那可是在长城边上,长城是中原和草原的分界线,北京可就是边塞。你看,在明朝的时候,只要长城一被突破,北京城就有被包围的危险。为什么一个大国要把都城放在这么危险的位置?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再来算经济账,也不划算。明清时期,中国的经济中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。要么是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,要么是“湖广熟,天下足”,都在南方。要把南方的粮食调运到北京,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,明清两代,运河的漕运非常重要,甚至为此还设立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职位,就是“漕运总督”。

也就是说,帝国首都远在千里之外,拿着一根吸管,就是运河,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吸取资源。那它为什么不干脆省点事,干脆定都在南京呢?距离资源中心近一点。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元朝定都北京,这个好理解,离蒙古人的老家近嘛。但是明清两代皇帝沿用了这个位置,就要问一个“为什么”了。

《枢纽》这本书里说,要回答这个问题,就不能光看北京,必须从更大格局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历史的演变。什么是大格局?

你看,一个国家的首都,一般都处在这个国家的重心位置。这个重心,不是说地图那个几何图形的重心啊,而是这个国家的资源、人口、利益版图的重心。比如,英国有庞大的海外利益,所以伦敦就处在国家版图的边缘,因为是出海口嘛。而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,那巴黎就不在出海口。而且法国北部经济比较发达,所以巴黎就在中线靠北的地方。

按照这个原理,再来看中国。选择定都在哪里,实际上折射了那个时代国家重心的变化,这就是大格局。

好,带着这个视角,我们来看一下,中国都城位置的演化。

周、秦、汉、唐时代,中国的都城不是在长安就是在洛阳。以前,我们看长安和洛阳,总是从地理的角度去分析。比如,评价长安,我们总是说它位于关中,四面环山,易守难攻,在军事上很有优势。而洛阳呢,则是位于黄河下游,不仅水力资源丰富,而且四周土地平坦广阔,在经济上十分有优势。

这两座城市,一东一西,一个军事,一个经济。定都选长安还是选洛阳,好像就看当时的政府看重什么?重军事,就在长安,重经济,就在洛阳,从周代到唐代,一直是这么交替博弈的。这么解释当然很有道理,但这只是第一层逻辑。

再往深看一步,定都长安还是洛阳,还要看当时的主要政治矛盾。

一个政权建立,总是要靠军功集团的,就是围绕在开国君主身边的那些老将和他们的家族。打天下嘛,为了激励斗志,总是各种封官许愿,所以军功集团总会在王朝初期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。最典型的,就是隋唐的关陇贵族。这帮人的势力一般都在关中,也就是长安附近。所以,周、秦、汉、唐一开始都会定都在长安。

但是王朝到了中期,经济问题就比军事问题要重要了。东边的经济中心地位就凸显了,所以,都城就会往洛阳迁移。比如说,西汉到东汉,就体现了这一趋势。

更深刻的一个原因是,一旦皇权巩固了,皇帝就不愿意处在军功集团的包围之下了。他要选拔民间的人才,便于控制嘛。那民间人才在哪里?一般都在东边。东边的中原才是经济中心,富家大户的子弟是官员的预备队嘛。

最典型的就是隋炀帝和武则天。他们当了皇帝之后,就立即放弃了关中本位,迁都洛阳,而且要发展科举。你看,把迁都洛阳和发展科举连到一起看,它的意义就明显了,就是要摆脱关陇贵族,培养自己的人才班底嘛。

所以你看,一直到唐代,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矛盾,都是东西矛盾。所以,都城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移动。

但是这个情况到了宋代的时候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

因为印刷术的普及,平民子弟很容易就能读书了,知识大传播开始了。皇帝在民间选拔官员的可能性大增,军功集团对于皇权的制约作用就小了。宋、明、清三代都是文官政府,大多数大臣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。武将是很难进入中央决策系统的,政权和军功集团的矛盾就没有了。

还有一点,豪族社会也结束了,中国进入了《枢纽》这本书讲的“古代平民社会”的状态。

所以,王朝就可以放心地定都中原,甚至放弃了洛阳,跑到距离大运河更近的开封。这个定都位置的演化,其实是主要政治矛盾演化的结果。

但是明清两朝,中国的重心又发生了迁移。或者更准确地说,中国的格局变得更大了。这个时候,中国已经从中原为主的王朝,演化成了一个多元文明体系,我们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体系。

按照施展《枢纽》这本书的描述,到清代时候的中国,疆土的每个部分,都在扮演这个体系中的某个不可替代的角色。西藏雪域高原出产的藏传佛教,影响力不仅在西藏,而且用精神控制了蒙古。

为啥要控制蒙古呢?蒙古草原的军事力量,是朝廷控制中原的支柱。而中原和南方为整个帝国体系提供财政资源。而新疆是帝国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。几个地域环环相扣,互为支撑,构成了一个文明体系。

这个时候选择都城,你说选择在哪儿?当然就是北京。

北京距离满洲的龙兴之地东北很近。距离草原也很近,清代的皇帝可以在距离北京不远的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的王爷们。西藏来的活佛喇嘛经常住在五台山,进北京见皇帝也很容易。因为有运河嘛,江南的资源也方便调运到北京。

所以,北京的位置就变了,站在中原的角度看,北京是边塞,但是站在这个大的体系来看,北京恰恰是枢纽。那当然应该定都北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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