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问一个问题，历史上中国都城的变迁，背后的逻辑到底是啥？从长安到洛阳，从南京到北京，为什么会走出了这么个路线图？尤其是最后明清两代定都北京。现在我们已经很习惯北京是首都了，但是细想一下，这个位置做首都其实是有问题的。

首先，北京是在哪儿？那可是在长城边上，长城是中原和草原的分界线，北京可就是边塞。你看，在明朝的时候，只要长城一被突破，北京城就有被包围的危险。为什么一个大国要把都城放在这么危险的位置？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再来算经济账，也不划算。明清时期，中国的经济中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。要么是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，要么是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，都在南方。要把南方的粮食调运到北京，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，明清两代，运河的漕运非常重要，甚至为此还设立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职位，就是“漕运总督”。

也就是说，帝国首都远在千里之外，拿着一根吸管，就是运河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吸取资源。那它为什么不干脆省点事，干脆定都在南京呢？距离资源中心近一点。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元朝定都北京，这个好理解，离蒙古人的老家近嘛。但是明清两代皇帝沿用了这个位置，就要问一个“为什么”了。

《枢纽》这本书里说，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不能光看北京，必须从更大格局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历史的演变。什么是大格局？

你看，一个国家的首都，一般都处在这个国家的重心位置。这个重心，不是说地图那个几何图形的重心啊，而是这个国家的资源、人口、利益版图的重心。比如，英国有庞大的海外利益，所以伦敦就处在国家版图的边缘，因为是出海口嘛。而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，那巴黎就不在出海口。而且法国北部经济比较发达，所以巴黎就在中线靠北的地方。

按照这个原理，再来看中国。选择定都在哪里，实际上折射了那个时代国家重心的变化，这就是大格局。

好，带着这个视角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中国都城位置的演化。

周、秦、汉、唐时代，中国的都城不是在长安就是在洛阳。以前，我们看长安和洛阳，总是从地理的角度去分析。比如，评价长安，我们总是说它位于关中，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，在军事上很有优势。而洛阳呢，则是位于黄河下游，不仅水力资源丰富，而且四周土地平坦广阔，在经济上十分有优势。

这两座城市，一东一西，一个军事，一个经济。定都选长安还是选洛阳，好像就看当时的政府看重什么？重军事，就在长安，重经济，就在洛阳，从周代到唐代，一直是这么交替博弈的。这么解释当然很有道理，但这只是第一层逻辑。

再往深看一步，定都长安还是洛阳，还要看当时的主要政治矛盾。

一个政权建立，总是要靠军功集团的，就是围绕在开国君主身边的那些老将和他们的家族。打天下嘛，为了激励斗志，总是各种封官许愿，所以军功集团总会在王朝初期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。最典型的，就是隋唐的关陇贵族。这帮人的势力一般都在关中，也就是长安附近。所以，周、秦、汉、唐一开始都会定都在长安。

但是王朝到了中期，经济问题就比军事问题要重要了。东边的经济中心地位就凸显了，所以，都城就会往洛阳迁移。比如说，西汉到东汉，就体现了这一趋势。

更深刻的一个原因是，一旦皇权巩固了，皇帝就不愿意处在军功集团的包围之下了。他要选拔民间的人才，便于控制嘛。那民间人才在哪里？一般都在东边。东边的中原才是经济中心，富家大户的子弟是官员的预备队嘛。

最典型的就是隋炀帝和武则天。他们当了皇帝之后，就立即放弃了关中本位，迁都洛阳，而且要发展科举。你看，把迁都洛阳和发展科举连到一起看，它的意义就明显了，就是要摆脱关陇贵族，培养自己的人才班底嘛。

所以你看，一直到唐代，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矛盾，都是东西矛盾。所以，都城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移动。

但是这个情况到了宋代的时候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

因为印刷术的普及，平民子弟很容易就能读书了，知识大传播开始了。皇帝在民间选拔官员的可能性大增，军功集团对于皇权的制约作用就小了。宋、明、清三代都是文官政府，大多数大臣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。武将是很难进入中央决策系统的，政权和军功集团的矛盾就没有了。

还有一点，豪族社会也结束了，中国进入了《枢纽》这本书讲的“古代平民社会”的状态。

所以，王朝就可以放心地定都中原，甚至放弃了洛阳，跑到距离大运河更近的开封。这个定都位置的演化，其实是主要政治矛盾演化的结果。

但是明清两朝，中国的重心又发生了迁移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中国的格局变得更大了。这个时候，中国已经从中原为主的王朝，演化成了一个多元文明体系，我们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体系。

按照施展《枢纽》这本书的描述，到清代时候的中国，疆土的每个部分，都在扮演这个体系中的某个不可替代的角色。西藏雪域高原出产的藏传佛教，影响力不仅在西藏，而且用精神控制了蒙古。

为啥要控制蒙古呢？蒙古草原的军事力量，是朝廷控制中原的支柱。而中原和南方为整个帝国体系提供财政资源。而新疆是帝国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。几个地域环环相扣，互为支撑，构成了一个文明体系。

这个时候选择都城，你说选择在哪儿？当然就是北京。

北京距离满洲的龙兴之地东北很近。距离草原也很近，清代的皇帝可以在距离北京不远的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的王爷们。西藏来的活佛喇嘛经常住在五台山，进北京见皇帝也很容易。因为有运河嘛，江南的资源也方便调运到北京。

所以，北京的位置就变了，站在中原的角度看，北京是边塞，但是站在这个大的体系来看，北京恰恰是枢纽。那当然应该定都北京。

先问一个问题，历史上中国都城的变迁，背后的逻辑到底是啥？从长安到洛阳，从南京到北京，为什么会走出了这么个路线图？尤其是最后明清两代定都北京。现在我们已经很习惯北京是首都了，但是细想一下，这个位置做首都其实是有问题的。

首先，北京是在哪儿？那可是在长城边上，长城是中原和草原的分界线，北京可就是边塞。你看，在明朝的时候，只要长城一被突破，北京城就有被包围的危险。为什么一个大国要把都城放在这么危险的位置？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再来算经济账，也不划算。明清时期，中国的经济中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。要么是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，要么是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，都在南方。要把南方的粮食调运到北京，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，明清两代，运河的漕运非常重要，甚至为此还设立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职位，就是“漕运总督”。

也就是说，帝国首都远在千里之外，拿着一根吸管，就是运河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吸取资源。那它为什么不干脆省点事，干脆定都在南京呢？距离资源中心近一点。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元朝定都北京，这个好理解，离蒙古人的老家近嘛。但是明清两代皇帝沿用了这个位置，就要问一个“为什么”了。

《枢纽》这本书里说，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不能光看北京，必须从更大格局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历史的演变。什么是大格局？

你看，一个国家的首都，一般都处在这个国家的重心位置。这个重心，不是说地图那个几何图形的重心啊，而是这个国家的资源、人口、利益版图的重心。比如，英国有庞大的海外利益，所以伦敦就处在国家版图的边缘，因为是出海口嘛。而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，那巴黎就不在出海口。而且法国北部经济比较发达，所以巴黎就在中线靠北的地方。

按照这个原理，再来看中国。选择定都在哪里，实际上折射了那个时代国家重心的变化，这就是大格局。

好，带着这个视角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中国都城位置的演化。

周、秦、汉、唐时代，中国的都城不是在长安就是在洛阳。以前，我们看长安和洛阳，总是从地理的角度去分析。比如，评价长安，我们总是说它位于关中，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，在军事上很有优势。而洛阳呢，则是位于黄河下游，不仅水力资源丰富，而且四周土地平坦广阔，在经济上十分有优势。

这两座城市，一东一西，一个军事，一个经济。定都选长安还是选洛阳，好像就看当时的政府看重什么？重军事，就在长安，重经济，就在洛阳，从周代到唐代，一直是这么交替博弈的。这么解释当然很有道理，但这只是第一层逻辑。

再往深看一步，定都长安还是洛阳，还要看当时的主要政治矛盾。

一个政权建立，总是要靠军功集团的，就是围绕在开国君主身边的那些老将和他们的家族。打天下嘛，为了激励斗志，总是各种封官许愿，所以军功集团总会在王朝初期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。最典型的，就是隋唐的关陇贵族。这帮人的势力一般都在关中，也就是长安附近。所以，周、秦、汉、唐一开始都会定都在长安。

但是王朝到了中期，经济问题就比军事问题要重要了。东边的经济中心地位就凸显了，所以，都城就会往洛阳迁移。比如说，西汉到东汉，就体现了这一趋势。

更深刻的一个原因是，一旦皇权巩固了，皇帝就不愿意处在军功集团的包围之下了。他要选拔民间的人才，便于控制嘛。那民间人才在哪里？一般都在东边。东边的中原才是经济中心，富家大户的子弟是官员的预备队嘛。

最典型的就是隋炀帝和武则天。他们当了皇帝之后，就立即放弃了关中本位，迁都洛阳，而且要发展科举。你看，把迁都洛阳和发展科举连到一起看，它的意义就明显了，就是要摆脱关陇贵族，培养自己的人才班底嘛。

所以你看，一直到唐代，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矛盾，都是东西矛盾。所以，都城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移动。

但是这个情况到了宋代的时候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

因为印刷术的普及，平民子弟很容易就能读书了，知识大传播开始了。皇帝在民间选拔官员的可能性大增，军功集团对于皇权的制约作用就小了。宋、明、清三代都是文官政府，大多数大臣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。武将是很难进入中央决策系统的，政权和军功集团的矛盾就没有了。

还有一点，豪族社会也结束了，中国进入了《枢纽》这本书讲的“古代平民社会”的状态。

所以，王朝就可以放心地定都中原，甚至放弃了洛阳，跑到距离大运河更近的开封。这个定都位置的演化，其实是主要政治矛盾演化的结果。

但是明清两朝，中国的重心又发生了迁移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中国的格局变得更大了。这个时候，中国已经从中原为主的王朝，演化成了一个多元文明体系，我们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体系。

按照施展《枢纽》这本书的描述，到清代时候的中国，疆土的每个部分，都在扮演这个体系中的某个不可替代的角色。西藏雪域高原出产的藏传佛教，影响力不仅在西藏，而且用精神控制了蒙古。

为啥要控制蒙古呢？蒙古草原的军事力量，是朝廷控制中原的支柱。而中原和南方为整个帝国体系提供财政资源。而新疆是帝国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。几个地域环环相扣，互为支撑，构成了一个文明体系。

这个时候选择都城，你说选择在哪儿？当然就是北京。

北京距离满洲的龙兴之地东北很近。距离草原也很近，清代的皇帝可以在距离北京不远的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的王爷们。西藏来的活佛喇嘛经常住在五台山，进北京见皇帝也很容易。因为有运河嘛，江南的资源也方便调运到北京。

所以，北京的位置就变了，站在中原的角度看，北京是边塞，但是站在这个大的体系来看，北京恰恰是枢纽。那当然应该定都北京。